我人生中头一次看到老陈的眼睛里闪出那样的光。这绝非是我故意写一个模糊的词，而是我的确找不到一个完美的词汇来形容那充满骄傲和感伤的目光。他的眼神交汇在遥不可及的某处，我猜想，他一定模糊地听到了数十年前载他第一次离开故乡的那辆火车的隆隆声，刚一想要仔细听，那声音便也消失了。那列火车标志着老陈平凡却又惊心动魄的故事的开端。

不过，要讲这故事，先得讲一讲老陈其人。老陈是我的外公，出生于1947年，中专学历，对外身份是一名退休教师，其实也是一名挺感性的文艺老年，一旦进入其内心世界，他会真诚并克制地讲述他的经历，措辞小心翼翼地像个孩子。所以，请读者相信故事的真实性，但请对其完整性保留适当的疑问，毕竟几十年前的往事，论谁也记不完全。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那时的老陈还是小陈，刚满20岁，第一次离开上海。一去不复返的那种离开。那时小陈被国家分配到安徽马鞍山市工作，一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地方。多年后又坐在故乡的老陈望着窗外回忆：“当时也没什么多的想法，想着响应国家的工业建设就去了。”视线切回到小陈，他被分配到的第一份工作在马鞍山钢铁公司机械厂，是冶金部的一个大型企业，住在国家分配的单身职工工厂里的宿舍，这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被国家分配工作，在这家钢铁公司中，他度过了7年，占了文化大革命百分之七十的时间。而此时计划经济的实施，导致人事资源的分配完全由政府计划决定，个人没有做决定的可能。关于这次革命，老陈这么说：“文革期间的生活的确有点枯燥，但是文革它也是分为几个阶段的，不能一概而论，但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批斗动乱确实是有些混乱。”关于文革，老陈不愿多谈，总之，这七年的年少时光，最终湮没在时代的浪潮里，最终没有机会去梦一场。

夜在一寸寸地缩短，黎明终会到来，1974年，是属于小陈的黎明。七年的沉淀后，他第一次体会自由的选择。那时，许多学校来到钢铁公司来举行开门办学仪式，小陈给工农兵学员讲课。其实，与其说是他们是师生关系，不如说是朋友。根据老陈回忆，“那个时候教的是工农兵学员，年龄也比较大，跟我们也相差不了多少，所以相处在一起是非常愉快的，讲课效果也很好。”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从工厂被调到马鞍山钢铁学校当专任老师，同时，教师也是他一直热爱的职业。既然是一直喜爱，却一直到1974年才有机会调动，这与国家形势是分不开的。这时（1974）已迈入文革的尾声，人们渐渐不愿纠结于你死我活的往事，也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生活和学习上，这时市场的需求已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暗潮涌动，小陈换工作一事，也体现出教育界对师资的需求影响了人力资源的走向。只不过，这时更换工作，仍然是要通过政府调换的方式。

在1977年到1986年，找到了自己热爱的岗位后，小陈的生活逐渐稳定了起来，他形容这9年为“稳步上升的阶段”。在这9年里，小陈在他人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位姓李的姑娘，同样来自上海，现在她是我的外婆；他任教的学校也从原来的中专升格为大学本科。这也是他在马鞍山生活的最后9年。对于这段在马鞍山的时光，时至今日，老陈仍然表示了怀念，他说“马鞍山的生活，从我们学校后来升为大学本科以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的。那个时候年轻人只要专心工作，所有后勤保障问题，国家都是帮助解决的。”他在马鞍山钢铁学院任教10年过程当中，住房调整了三次，皆是由国家分配，并且随着结婚和孩子的出生，分配到的住房面积逐渐增大，学校还给每个老师都分配写字桌、书架等等。

生活没有一直平静下去，在1986年，一个迟到已久的消息在马鞍山钢铁学校传开。在小陈得知这个消息时，已经有两三个同事们做出了他们的抉择——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回到故土。1986年，上海市发布人才引进政策，在当时信息并未如今这样流通的情况下，这一政策隐秘但是快速地在人群中散布开去，人人都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考虑，兴许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第一次为自己这一个体的利益做出考量，而非是为了集体或是一个更高的理想。小陈同样陷入了纠结，一面是马鞍山稳定惬意的生活，有熟悉的工作学习环境；另一面是阔别十几年的故乡上海。但其实，纠结的情绪并未在小陈心中逗留太久，在听到消息的一开始，小陈心中其实已经隐隐有了答案。“政策松动的时候，我心就开始‘活动’了”，老陈说到，“最好还是能调到上海去工作”。只有想法是不够的，关键还是需要找到一家愿意招收他的公司。“刚开始倒也没有那么感伤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想法计划还只是雏形，说到底没有落实下来。”于是在短暂的心理斗争后，他在1986年的暑假回上海探亲时，也到当时的人事部门去走动、联系，寻找合适的岗位。在走访上海各个区县的人事部门后，小陈顺利地找到了工作。

“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吗？”我问。老陈一拍大腿，格格地笑道：“还真的没有碰到困难呀，顺得不得了！”他的顺利，是与当时的工作调动的方式分不开的。老陈回忆说：“那时找工作不像现在要一家一家公司应聘，当时是几个人事部门管控所有工作的调动，所以只要去那几个人事部门交流就可以了。”小陈目睹了人力资源从完全由国家分配，到逐渐地走向市场化的过程。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换工作，虽完完全全是出自于个体的意愿，但是更换工作的具体操作流程仍旧是由政府把握的。

再次回到马鞍山时，他们一家就带有一些伤感的情绪了，“毕竟在马鞍山生活了那么长的一段过程，总是非常恋恋不舍的”。然而，最终小陈一家还是沿着原来的路，回到了上海，为了重返故乡，小陈也只能放弃了在马鞍山稳定的生活与刚升迁的职位，有关这一切，老陈解释说：“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就对大上海总是有一种不可分割的情节，就是非常想回上海。”

正是由于舍弃的事物如此珍贵，对于换来的机会才会格外期待。小陈一家满心欢喜地来到了上海，却被现实泼了冷水：在马鞍山的住所是宽敞的，而在上海还要挤着住石库门的老房子；在马鞍山的工作是教大学生，不仅体面，而且热爱，而在上海来到了冷冻机厂工作，不仅专业不太对口，而且交往的人也没有过去那么知心。难道这就是梦魂萦绕的故乡吗？

“一个人是不可能改变环境的，必须去主动地适应环境。唯有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才能使你的生活处于一种比较顺利的状态。”老陈在采访中这么总结道，这很好地解释了他当时的行为——既然这份工作不适合，那就再去找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