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散文化是汪曾祺与阿索林作品中显著的风格，指用散文的笔调来创作小说，用贴近生活的叙述淡化情节、使结构松散。两位作者自觉地使用这一独特的文体，反映了他们自身的生活观念：阿索林认为人生没有结构，在日常的生活里人并不像小说里那样说话，贴近真实的生活是他创作时的信条；而汪曾祺选择散文化，是出于对构筑和谐至美的意境的追求。
悲剧起源于希腊，但每个民族对此都有特殊的理解。在这两位作家笔下，悲剧更体现出人的韧性，这是一种为了承受人生中的不定与痛苦而被迫拥有的灵活与忍耐。这种静态的悲剧性隐藏在生活中，不展现为激烈的对抗，而是个体无可奈何地顺应时代浪潮之中自己的人生。
外界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了汪曾祺与阿索林统一的美学风格，然而对这一主题的比较分析研究却寥寥无几。于是，本文从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情节的淡化留白与客观化叙事三个角度出发，比较它们在两部小说中对于淡化悲剧意识而起到的不同艺术效果。中国、西班牙，两种迥异的文化，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角度丰富的文本，我也希望尽可能地发掘其中跨文化的共鸣。
现在，我们就从自然风景开始谈起。
两位作家描写风景时都无拘无束，通过大篇幅的风景营造诗意的空间，呈现出民间的文化传统。他们笔下自然环境的真实具体，来自于作家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这是近乎于散文的写法。这反映了两位作家相似的美学观点，即人物融于宏观的风景之中。
汪曾祺小说中对于自然风景的描写，立足于现实生活，其目的并非让环境为情节作铺垫，而是将主角的故事巧妙地包蕴、镶嵌在宏大的自然空间中。他的作品中充溢着对于环境的叙述，比如，《大淖记事》中，汪曾祺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悠闲地写大淖的风景，这些看似闲散的笔墨并未推进后来的情节，但却将读者带入了大淖明朗的氛围。人物正是浸润在这样喜悦的氛围里，故事才进展得顺理成章。在汪曾祺看来，生活本就是平淡的事多，不紧不慢的叙事节奏才能真实地反映生活。他从大淖的整体环境落笔，书写闲散的细节，如“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1]”描绘了大淖四季色彩明丽的景致。随后，作者详细地描绘鸡鸭炕房、浆衣服的步骤、田畴麦垅、牛棚水车等农村景色、以及绿轮船公司的历史，仿佛一篇写景散文。叙述完这些，他才娓娓地引出文章的主角——锡匠与挑夫。作者并不着重强调主角的出现，而是使其融入到整体环境中。
同样，阿索林的作品中也有大量对环境、风俗、状物的描写，加深了小说的散文化气质。在《塞万提斯的未婚妻》中，作者并不借助情节的跌宕起伏表达思想，而是更注重“我”的所见所闻。他用将近一半的篇幅，沿着“我”的行走轨迹，描绘了达耶莱斯的自然风光：“杜鹃吹着它们的忧郁的笛子，月亮升到清彻的天空中，我走着，我走着，穿过葡萄地，穿过田地和橄榄林。[2]”故事的组织松散而自由，经常由一个不经意而提起的概念引申出一大段与情节无关的历史典故，给人以聊天的随意感。如，在“我”由“西班牙风的街道”联想到其中的贵族，从而列举了“爱斯基维阿司在1570年三十七个世袭的小贵族的名字[3]”。然而文章的标题与主角：塞万提斯的未婚妻，直到后半部分才缓缓出场。在阿索林的小说中，“语言不再是传达思想的工具，而是思想本身[4]”，他对于文化景观的描画体现出他对于民间由衷的热爱。
两位作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对自然的凝神静观，他们的作品中充溢着拙朴的现实生活中的细节。虽然它们对小说故事性的推动无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闲散的笔墨不重要。相反，正是这些貌不惊人的闲散之处，烘托出悠长的氛围、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节奏。
相比于汪曾祺，阿索林对于小说故事性的摒弃更为彻底，叙事者“我”感官与情感体验的流动构成了整篇小说，作者详细诚实地记述了“我”所见的、“我”听闻的、以及“我”知道的，“所见所闻所触”是“我”想象的源头。阿索林不强加给读者强烈的价值取向，而是邀请读者一同体验、感悟这由“我”这双眼所经历的世界。相反，汪曾祺笔下的人与景物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这些自然风光营造出汪曾祺不紧不慢的叙事节奏，而小说的正题仍然是聚焦于人物与情节。虽然汪曾祺小说中人物的跌宕的经历与情感的波动最为吸睛，但若没有对氛围的整体把握，单纯地罗列事物，也是无法和人物性格融为一体的。在这样的氛围中，故事才进展得顺理成章，人物形象也更有灵气。
总结来说，两位作家的作品中风景环境都大于人物，阿索林小说中叙事者的情感是经由客观景物的触发而产生情感波动，而汪曾祺则更注重人物与环境的有机互动，即人物浸润在拙朴敦厚的气氛中，而书写环境的笔墨无形中为人物与情节营造了进深感。
两位作者到了关键处总是欲言又止，对于引起强烈情感震动的事物不直接描写，转而去叙写别的事物。这种克制的风格正是散文化的体现，只有克制才能使得情感不至于滥觞，留给读者的震撼也更长久，更能展现出作者对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人们所抱有的含蓄的悲悯。